BOB半岛一个半月后，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在虎门诞生了。那天是1978年9月15日——一个值得东莞人永远铭记的历史性日子。

　　正是从那一天开始，东莞成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尝到加工贸易甜头的东莞人，在当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路线政策的支持下，铆足了劲招商引资。一时间，“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成为那个热火朝天搞建设的年代的一句流行语。

　　现今，已难以追溯这句流行语的出处，但这一句流行语已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东莞经济社会发展最真实的写照。

　　1978年9月15日，获得中国工商总局颁发的第一个牌照、编号为“粤字001”的“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正式落户虎门，投产第一年即获取加工费100万元，为国家赚取外汇60多万港元。

　　如果说张子弥的太平手袋厂是全国第一家镇办的“三来一补”企业，那么张细的张氏发具厂便是全国第一家村办的“三来一补”企业。1979年，时任虎门公社书记的黎桂康力排众议在龙眼村引进了张氏发具厂。“改革开放是我的解放日，拿30万元投资，第二年的回报是2000万元！”回忆起往事，70岁的张细依旧感慨万千。

　　太平手袋厂、张氏发具厂的成功无论在港商还是在东莞均引起强烈的反响。当年张子弥、张细来虎门投资的时候，他的朋友们都睁着眼睛看着，东莞各镇村也高度关注这一新生事物。在张子弥、张细成功的示范作用下，港商来东莞投资的热情高涨起来，而东莞各镇村的领导也纷纷想方设法拉港商来投资。很多有胆识的村民也投身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洪流中，在自家土地上建起工业厂房。一时间，“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成了那时东莞最真实的写照。

　　“改革开放没多久，村里的厂房就一间间冒出来，像是长通菜那样，村里的许多人，以前还是清一色的贫苦户，突然就很有钱了，这个是万元户那个也是万元户。”当时家住石碣镇涌口村的张叔回忆起二十年前村里生活的巨变，感慨不已。直到现在，张叔依旧很庆幸自己当初能赶上那个经济发展的潮流，遇上那个家庭财富急剧增长的流金年代所带来的机遇。

　　而太平手袋厂这种“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以及“两头在外”的企业模式，被统称为“东莞模式”。更有专家评论，三十年前的太平手袋厂，无异于在“入口处”撞开了一扇厚重的“大门”——一扇农耕文明迈入工业文明的“大门”。张子弥则被称为“撬动了一个时代”。

　　经济学家也一致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发轫之初，在无资金无技术无管理经验无外销渠道几乎是“一穷二白”的现状中，快速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东莞模式”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共同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

　　单有民间的热情还不足以书写出堪称奇迹的“东莞模式”BOB半岛。回过头来看，时为东莞县委县政府的大胆决策——解放思想，抓住机遇，不避风险，勇闯新路，才是东莞奇迹的催化剂。

　　1980年前后，东莞县委审时度势敞开大门，一切围绕招商引资这一中心工作，公开宣布：对所有来料加工一律来者不拒，不设任何门槛，一路开绿灯放行。

　　东莞县政府也下发，号召全民动员招商，充分利用一切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充分利用乡村各种祠堂、饭堂、会堂设厂办企业，“三堂经济”一时风生水起。

　　“我尝试了‘初吃螃蟹’的滋味。”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黎桂康回忆起东莞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程，总是心潮起伏，对自己及虎门当时“初吃螃蟹”的事情，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时龙眼村的经济以农业为主，经济非常落后，一个主要的劳动力在村的分配每年只有三百元，如果按张细办厂的合作合同BOB半岛，一个进厂的农民一个月的收入就有三百元。一个月等于一年的收入，这是一笔多么可观的收入，农民多么希望以此收入可以脱离贫困。”在他的坚持下，张细的发具厂才得以顺利开办，并成为东莞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据报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前一天，东莞县委、县政府即从15个部门抽调48名干部，专门成立“对外来料加工装配领导小组”；在全国率先推出行政审批“一条龙”服务措施，简化所有审批手续，千方百计为客商落户东莞排忧解难。

　　在县委县政府的解放思想的大旗下，及太平手袋厂、张氏发具厂成功的示范作用下，各镇、村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1979年春天，一位香港商人来到大朗镇，开了东莞第一家毛织厂；1980年，原籍东莞的港商梁麟把龙昌国际开到了东莞，成为东莞第一家玩具企业；1989年10月，台商叶宏灯在东莞投资设立了东聚电业有限公司，这是台湾挺进内地的第一家IT企业……

　　短短的十余年时间内，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工厂、作坊，洒落在东莞各镇村的街巷农舍、田头地角，大有将香港、台湾的加工厂统统搬来东莞之势。至1988年底，东莞“三来一补”企业达2500多家，遍布80％的乡村，工缴费收入约占全省的40％，居全国县市之首位；至1991年，东莞引入外资高达17亿美元。

　　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东莞以遍地开花的“三来一补”方式，作为外向型经济的支撑点，形成了IT、服装、家具、制鞋等多个“产业族群”，在农田中崛起制造业大市。以至于有外商戏言：“从东莞至深圳的高速公路上塞车一刻钟，全球的电脑价格都将引起波动。”

　　上世纪最后20年中，“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曾经是一个象征着辉煌，饱含着赞誉的发展经济的流行语。正是依托遍布东莞各镇村大大小小的工业园，依托“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工业发展模式，东莞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农业小县城，一跃成为一个全国知名的工业化城市，堪称“东莞奇迹”。

　　曾有专家这样评价“东莞奇迹”：仅仅用了不足20年的时间，从农村工业化出发，东莞就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用了100多年、亚洲“四小龙”用了40年才完成的工业化进程。

　　凡事有其利必有其弊，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诉求。当东莞走过了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这种“满山放羊”的粗放型工业发展模式逐渐露出了其“狰狞”的面目：环境污染、土地单位产值低、企业层次低缺乏技术含量、产品附加值低……东莞到处充斥着“小、低、散”的村镇工业园。以至于不少人指出，东莞现在面临的问题早在30年前就埋下了伏笔。

　　历史终究已是历史，历史无法重来，东莞也无法从零开始选择一条“高起点、严规划”的工业化发展之路。东莞现在能做的就是逐步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但这将是一个持续而艰苦的过程，不能速战速决，也不能一战定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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